过去十余年间，中、日体操男队在奥运会、世锦赛甚至亚运会中从未停止相互比较、彼此竞争的步伐。众所周知，团体冠军是一个国家和地区体操整体实力最鲜明的成绩象征：从2003年到今年的南宁体操世锦赛，男团的金牌几乎都是在中、日之间产生。这次世锦赛，中、日体操在男团上的成绩差距仅为0.1分。而这种在男团上的“竞速”将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持续。

除了男子团体外，在标志着一个运动员全面性的个人全能项目中，长期处于弱势的中国运动员如今也开始有了挑战统治这个项目长达5年之久的日本队的信心和难度基础。这又是一个中、日体操之间“见贤思齐”的体现方面。

通过对比可以发现，中、日男子体操在培养人才机制上存在不同，甚至可以说是差异较大，但这并不妨碍他们互相从对方的身上学习优点、取长补短。这种学习不仅是学习某些难度动作这般简单，而是伴随着时间的推移，已经深入到选才机制、选拔标准等方面的相互借鉴、融会贯通。与此同时，两者也在与对方的丈量中找准自己所处的位置，并寻求各自进一步上升的空间。

“战争”从团体发展向全能

男子团体的比拼，在过去十多年中，中、日体操都是“主角”：除了2003年和2006年两届体操世锦赛，中国男队都是第一、日本男队位列第三外，两支队伍分别在2007、2010、2011年世锦赛、2008年和2012年奥运会上，均是第一和第二，这足见两队之间针锋相对的程度。

伦敦奥运周期无疑是中国男子体操非常困难的一个时期，当“钻石一代”杨威、李小鹏等名将退役后，中国男队不得不开启以邹凯、冯喆等人组成的“土豆一代”，这批队员在身体条件、项目全面等方面和前辈相差不止一个档次。但即使这样，中国男子体操仍然将最主要的成绩目标放在了团体项目上，因为这事关队伍的士气和日后的发展。

而日本体操同样如此，虽然过去十年间在团体的交锋中成绩处于劣势，但这支队伍从始至终都在积蓄力量要站上团体的最高领奖台。即便这次世锦赛仍然没有成功登顶，日本体操名将内村航平说：“这不会更改我们今后发展的目标，我们一定会继续努力，直到完成冠军目标。”

而在另外一个也具有象征意义的个人全能项目上，中、日体操之间的对决还远没有达到像团体那样的“针尖对麦芒”，但无疑我们正在向这个目标发奋努力。这批中国队员像是邓书弟、林超攀、周施雄等，都是以能挑战并战胜内村航平为自己在个人单项上的最大目标，而部分队员像是邓书弟甚至在六个项目的动作难度上已经超越了内村航平。

人才培养差异明显

不可否认的是，中、日体操在很多方面的发展具有很强的差异性，最明显的莫过于人才培养机制：中国体操是好苗子最先进入业余体校，然后是市、省队，最后到达顶层国家队，在长期集训的模式中，人才是“练”出来的，这也使得中国体操人才数量快速萎缩，目前注册运动员只在2000人上下。

日本体操人才最先是在业余体操俱乐部中“玩”出来的，然后是进一步的培养，接受专业训练，参加比赛。日本体操人数相对充沛，全日本光体操俱乐部就超过了100家，更不要说从事日常训练的体操人口了。当然，到了国家队层面，日本体操队也会对优秀选手进行集训，他们主要分为夏训和冬训，但一次集训最长也只是一个月左右，短则只有一周。这和我们的常年集训有着很大不同。

此外，两国体操培养出来的运动员类型也有明显不同，尤其是在2008到2012年间，日本男队几乎是一水儿的全能型人才，以内村航平为典型代表；中国男队则是以单项运动员居多，这一度给我们在团体的排兵布阵上造成极大的困难。

取长补短不局限在难度

过去几年间，中、日体操在较量的同时，也在互相学习、逐渐自我调整。中国体操队领队叶振南对北京青年报记者说：“这种学习是相互的，像是对手的动作难度和质量，好的地方肯定要借鉴过来。”这方面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就是去年单项世锦赛时，日本男队的白井健三在自由操上高难度转体动作甫一亮相，就深深刺激了中国队的教练们，这让去年冬训动作难度发展的紧迫性变得无比强烈。

中、日体操相互取长补短绝非是在某些具体难度动作上，更深层次是培养人才的方向和选拔制度的调整。今年参加世锦赛的日本队，和以往有着非常大的变化，6名主力中只有3到4名是全能运动员，而像龟山耕平和白井健三则绝对是单项运动员。这是日本男子体操选拔队员的一次重大变化，在以往大赛前，日本体操选参赛队员必须要男子六个项目全比，并选派全能项目排名前24名中的选手。但今年日本体操则加入了单项选拔赛，如果选手达到某个单项分数，则可以直接入围，龟山耕平和白井健三就是这样获得今年世锦赛资格的。

而中国体操在最近几年中也在调整着自己的选拔赛规则，为的就是着力培养全能型运动员，这和此前的日本体操选拔赛机制有些相近：在各年龄段的全国比赛中增加了“全能规则”，虽然并不完全是日本体操那样要求每个运动员都要比全能，但是已经规定运动员要想参加单项决赛，必须在至少三个项目的预赛得分要达到该项人均得分的80％，这增加了对运动员在多项、全能上的要求。